我的老乡王大民在市里开了家酒楼，经营不到半年，赔了个底儿掉。不仅没钱给员工开工资，连正常的采买都无法进行。我准备从学校下海，接过这个烫手山芋。亲朋好友得知消息，一窝蜂似地跑过来，说什么的都有：

王大民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少年都玩不转，你一个书呆子，能尿得比他高？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书先生做生意，能摆平那些大鬼小鬼和阎王爷？

给根茅草你就当针，给瓶颜料你就开染房，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我急了，和他们吵：我还不了解王大民？十九岁那年，他和我一起从黄泥湾出来，我读大学，他到工地掂灰兜。他王大民算啥，初中没毕业，不就当几年包工头吗？他一个土包子，赔了就对了。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做生意，只能是儒商。开酒楼算什么？在战争年代，我不是军师就是政委。

我的厚德酒楼如期开张了。

果不其然，各路神仙不请自到：治安的，消防的，城管的，卫生防疫站的，工商的，税务的，计划生育的，诸如此类，黑着脸来收各种让人头大的管理费；附近单位的头头脑脑霸了大小包房，敞开肚皮吃，吃完一抹嘴，签单；还有纹身的光头混混敞着怀，掖着刀，来收保护费。

什么都不用担心，山人自有妙计。对各路人马，我一概笑脸相迎，点头哈腰说，后天我们开业庆典，请您一定光临，等忙过这几天，什么事都好说。

第三天中午，我的酒楼人满为患。十二点多了，我还没有让上菜。服务生一直被人催着骂着，纷纷跑过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去告诉客人，我在门口等一个重要的客人，这个客人一到，马上开宴。

终于，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酒楼门口，钻出来一位方面大耳的人。我赶紧迎上去，毕恭毕敬地握手，躬身陪他进门。方面大耳的人头昂得很高，脸绷得很紧，缓步进了大厅。沸腾的人群都噤了声，整个大厅安静得像空荡荡的山谷。我赶紧扶着这个人的胳膊，把他护送进了包厢。

酒宴时，不少人端着酒杯敲包间的门，要进来敬酒，都被我挡了驾。我说，包厢里都是亲戚，我哥说了，现在是私人时间，请别打扰。

你哥？有的人很纳闷，市长姓侯，你不是姓何吗？

我笑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表哥，我大姨的儿子。

我向上帝以及他老人家的妈妈圣母玛利亚发誓，我没有撒谎，这个人千真万确是我的表哥，所以我理直气壮。

第二天，有个局长打来电话，狐疑地问，昨天市长在省里出席会议，难道他会分身术？

我顺着嘴打哈哈，也许吧，要不怎么说领导神通广大呢。

这个酒楼真是你开的吗？市长为什么那么重视？

这个嘛，我无可奉告，你最好问问市长本人。

坊间各种传闻不胫而走，对市长不利，对我却没有任何坏处，我的生意顺水又顺风。各种管理费能免的免，能减的减；很多单位把招待餐都定在我们酒楼，打的白条统统兑换成了一捆捆的人民币；小混混也销声匿迹了。很快，我挣了个盆满钵满。

正当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找到一个替死鬼牛满堂，以当年收购价的三倍把酒楼卖给他。他的条件是，对外仍然宣称我是老板，他是我雇的总经理。

这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又跑来骂我，说我脑子进水了。我没做任何解释，和鼠目寸光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呢？

三个月以后，一切见了分晓：侯市长调到驿城市，当了市委书记，牛满堂的生意顿时一落千丈。没有市长做靠山，他赔得比当年王大民还惨。

我大姨的儿子终于又在光天化日之下登堂入室了。在我下海经商的三年间，这个相貌惊人雷同于侯市长的表哥，除了我开业庆典那天派专车接他到来以外，再没有在我的眼皮底下出现过。

我与表哥把盏，谢谢他这个“靠山”，让我后半生衣食无虞了，表哥明白了我发财的窍门，叹口说，多么单纯的人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不屑地说，这个年头不玩邪的，能玩得转才真的邪了门。

表哥一拍大腿，笑了，你这个办法，到驿城市还可以再使一遭，我再去给你当“靠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