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妹阿莲　勒流·何伟松　两人相遇在芸芸众生之中，这微小的概率只能用缘分来诠释。与一位盲女相识，这种缘分更是弥珍。虽不值千年一叹，但于我这辈子是无法消磨的。然而，就是对这份难得的缘，我竟然随意地忽略过。纵使有无尽的托词，当再次相遇时，我只能无言。　与阿莲相识是五年前的事。那天晚上，微风拂脸，月光皎洁。我与学院文工团到福利院慰问演出。那是个不大的小院，进门两步是半个篮球场，角落有几个铁架秋千，后面就是两栋四层的半旧房子，唯一能让人舒服的就是那绿意葱茏的榕树，与这里的人一样的努力地迎着每天的阳光生活着！演出就在这半个篮球场上举行，虽然没有先进设备，但我们的到来已让这些孩子们相当兴奋了。演出是成功的。之后便是和残疾儿童联欢。他们都是这儿的主人，都是姓“国”的。当其他同学都进入角色时，我还犹豫地坐在长板凳上胡乱地拨弄着六根琴弦。忽然，身后传来一把陌生而羞涩的声音：　“你的吉他弹得很好听！”　我仿佛得到神灵眷顾，又象伯牙遇到钟子期一样，猛地转过身去。眼前坐着一位长发过肩的女孩，十五岁左右，一只手抠着衣角，一只手扶着板凳边缘，正抬着头望着我。可我呆住了，我看到的是一双深陷的眼眶。我的喉咙被堵住了，吱呀着不知怎么开口。　“我叫阿莲，你能再弹一首歌给我听吗？”她微笑着说，仿佛没有察觉我的不安。　我终于找回了我的灵魂，找回了光明，对自己刚才的举动感到羞愧。她是个正常人，不正常的是我呀！于是我便卖力地弹奏。那个晚上，皎洁如霜的月色总罩在我头上——我得到了超脱。　第二次见她是在学校，全市最光明的地方——盲校。这是特意向她辞别的。我要毕业了，因而格外珍惜。在她的课室里，我有幸地了解到他们的学习方式，一种令普通学生汗颜的“希望工程”。他们的“书”是一沓厚厚的牛皮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一点点针头大小的凸点。他们是用手指头摸着来读书的。写字时，右手拿着两层的尺子，左手拿着一个锥子在尺子的六格方框里扎孔。扎一个方框就代表一个汉语拼音字母。写一个字就是在几个六格方框里点上扎下组合不同的代表不同拼音的点。他们写一个字要废多少精力啊！作为一个大学生，我非常艰难才学会了“中国”的盲文书写。而他们则可以飞快地写下心中的理想和对我的祝福。此时的我是激动的，也是渺小的。　“多少恨，恨别在天涯。”眨眼我们就分开了两地。踌躇满志的我带着一大堆梦想和勉励参加工作。生活的洪流慢慢地冲掉了我毕业时的理想，忙碌的工作尘封了我当年的美好记忆，挚友们的脸孔渐渐模糊了。那曾经让我惭愧、给我鼓舞的阿莲，也渐渐地退出了我的人生剧场。我在平庸中苟延残喘。成家了，有了可爱的宝宝，添了许多麻烦和快乐。那天，清洗尿布时，脑海里忽然有个镜头闪现——硕大的烘干炉，白茫茫的水蒸气，蹲在地上围成一团的小孩，谈笑风声的空气……一切都苏生了！那是福利院的孩子在为一些婴儿和不能自理的伙伴折叠尿布。画面的角落还有一个我。接连好几天，这影象不断在脑海里播放。终于，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阿莲的联系方法。我惊喜地发现，原来她就在邻镇工作。此时，内心翻滚着兴奋的浪潮。　驱车前往，仿佛走在朝圣的路程上。见面了，过肩的长发扎起辫子，身段样子都没多大改变。我让她猜我是谁，毕竟事隔五年了，她还记得我吗？很快我的疑虑就被打消了。她一听我开口，就认出来了。脸上绽开了微红的莲花。坐下来详谈时，微侧着脸倾听着我的诉说。她手放在膝上指甲修剪的很秃，手指头象小木棍，那是做长期做按摩而导致的。此时的我却不知怎样打开话闸，一路上塞满脑袋的话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还是当年的情景，还是她打开了局面。　“五年了，你还记得我啊！你工作好吗？”她笑着说，脸上是微薄的彩霞。　“记得！”我马上应着，心里却象踩了棉花。啊，五年了，人事变迁几回新！我们都工作了，走着各自的人生道路。可喜的是我们着两条曲线又多了一个交点。我们聊开了，惊叹于时光的飞逝，分享着成功的喜悦，慨叹着人生的无奈。阿莲的脸上忽然飘来一片烟雾。　“在外面打工，有时很寂寞。还是在福利院时，和大家多开心啊！”　“有回去吗？”　“回过两趟了。但是自己都长大了，难道整天坐在那里等别人端给你吃的吗？”　一席话，诉尽了多少残疾人的愁苦和坚强。许多人都赞叹他们在人生逆境中的顽强精神，须知他们源自内心的压力有多大啊！他们并没有想到可贵、佩服的字眼，他们只是为了要争取属于自己的生活、争取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哪怕地上根本就没有路，他们也怀着希望走下去。中国数百万残疾人中，能象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成员那样走出光明大道、走出大名堂的有多少呢？更多的是生活在社会下层，让自己的生命燃烧出一点点火花。　阿莲脸上的云雾很快就消散了。她依旧抬着头，微侧着脸，她是在展望着未来呢！我不敢探询她对未来的憧憬，那可能会让我又一次汗颜的。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实实在在，她也一定会勇敢地走下去的。　互勉后，我踏上了归程，脚下生风。　——小松　2006-12-8